“国际文化”在首刊的英文对译是“WorldCul?tures”而不是“InternationalCultures”，如果考虑到国际一词本身是International的译名，这一“回译”中出现的移位其实是大可寻味的。
自西方文明强行闯入并居于某种优势地位，中华文明被迫反应——按汤因比的说法是挑战下的迎战，在我们是救亡和近时的振兴中华——的结果，是西方文明以现代文明的名义渗入了中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讲，“中体西用”在今天已是一个假问题，一个半世纪的流变，“体”或曰传统已经面目全非，“用”又将焉附。
然而华夏中心主义的阴魂还是驱之不散，从语义上讲，世界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让中国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这样的口号也只有从华夏中心的角度理解才不是一句废话，然而在实际使用上，常常将本属于世界的中国从世界中剥将出来，再与抠去了中国的世界相对应，而“国际”简直就等同于外国，从而“国际文化”无论是作为汉语还是英译，也无不有着华夏中心主义的残留。体现在现代汉语中的语源双重性在日用而不知的情形下，往往造成意义上的“遮蔽”或缠绕，并不仅止于华夏中心主义。时下有人要以中华文明“为万世开太平”，但据我看来，这位博士用的自西方文明的认知工具——比如他所说的文明一词本身即来自西方——所重新认识到而后又经他阐释出来的中华文明，已经不是原汁原味了，当然并不排斥其中确有中华文明的独门法宝，但总不能不加限定地就将博士所认知的中华文明径直等同于中华文明吧。事实上，语源的双重性正是目前认识并论述中国问题之所以困难的关键所在，比之对本土性的误用，对外来性的误用更为普遍。
毫无疑问，所有关于现代社会的认识的“话语”首先来自于西方，而所谓学术语言，在现代的意义上必是经过舍相而抽象的，将种种在异域经抽象而得的学术语言移用于中国，不仅意味着即使在异域也得经历的正常的还原步骤，还意味着对于中国的学术语言，应该有一个迥异的抽象过程，换言之，不仅是抽象后的概念之间的关系需要重新审视，概念本身即需要一番再定义的功夫，近些年的“市民社会”、“中产阶级”乃至“市场经济”等等，其所对应的现象是什么，能否从中抽象出一个符合现象的又能说明问题的概念并非不言自明的事。但恰恰是这一过程的缺失，使得当代学术语言与未经抽象而发出的日常语言，各说各话，从而知识分子“失语”而社会大众跟着感觉走。
更荒唐的是，知识分子常有自以为智谋在握的感觉，在将中国社会现实削足适履地纳入其学术语言之后，又将从中得出的“认识”成果作为其“改造世界”的依据，所以会有“原始积累”的怪论，更有“不下岗怎么叫改革”的放谈，当然阶级斗争论的实践更是广为熟知的“故事”了，比之华夏中心主义偏向本土语源的歧误，这一类偏向外来性的语言歧误，因无视历史和现实而显得更其有害。韩少功讥之为“把富人的减肥药当穷人的救命粮”，但减肥药之于瘦骨嶙峋的病体，真是虎狼之药足以致人死命，哪怕医家本意是置之死地而后生。今日已无人反对引入西方学术，但引入后的应用又当如何则仍是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不想“清谈”的知识分子对此恐怕是绕不过去的。
有人曾用传统文化和文化传统这样类似绕口令的名词，来分别指称5000年和70年的文化实践，问题是5000年的传统文化在70年的文化传统中又是怎样一个地位却又不得而知，在我看来70年之前是一个汉语本土性的文化传统，近70年是一个汉语双重性的文化传统。现代汉语的语源双重性及其双重误用已随着语言的广泛使用深入当代社会，从某种意义上讲，我们社会缺乏基本共识并呈现出众声喧哗的场景，实在因为大家都在用彼此熟悉的语言，说着相互听不太懂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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